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后来经过韩非的改进之后,又有了进一步发展,尽管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,而法家学派也被视暴政、苛政的代表思想而无人再敢提及,但术治思想却一直保留了下来,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臣下,维护自己统治的必学之术,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学。
一直到151年,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写成【君主论】一书,其中许多观点和申不害有相似之处,如【君主论】中最著名的观点:君主必须俱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。几乎和申不害的观点几乎如出一撤。但【君主论】出现的时间要比申不害要晚了一千八百余年。这也说明中国的古老智慧,确实是博大精深的。
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于,过份的重视了利用权术来加强君主的权力,而忽视了做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力的强大,如果是在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也许还好一点,但在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,如果自身的国力不强,那么就算君主能够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,仍然还是改变不了国家被灭亡的命运。
如果过份的强调术治,把术治当做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,整个国家就难免陷入到君臣尔虞我诈,官场钩心斗角,上下互相窥视的局面,国家法制名存实亡,各种潜规责横行,人人工于心计,不走正道,专行偏峰,无人有心务实正干,而囯家的力量也在这样不断的内斗中消耗殆尽。
权谋虽然可以筑固君主的权力,但却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,要想治理好国家,仍然是要以用正当手段,以法治为基础,术治只能够做为法治的一种辅助手段,因此商鞅对申不害的思想非常不屑,认为强国之本在于立法,富民强兵,以术治国,是舍本求末,必无大成。
韩国和秦国变法之后的不同发展命运,就很能说明问题,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,在经过了短暂强盛之后,韩国却急速衰落,结果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,只能与燕国之流为伍。而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,以赏励耕战为核心,逐步走向富强,成为七雄首强。
其实韩国也将这样这种国内的权谋运用到列国相争之中,长平之战的导火索,实际是始于秦国出兵进攻韩国的上党之地,而上党太守冯亭谋划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,于是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。果然成功的引发了秦赵之间的一场大决战,结果秦国惨胜,赵国惨败,从而也决定了战国后期的大势。
后来韩国又将水工郑国送到秦国,说动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建郑国渠,也就是所谓疲秦之计,结果秦国果然集倾国之力,花了十余年的时间,才修好郑国渠,也让韩国又苟延残喘了十余年。
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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